《企業觀察報》評論員 馮超

　　“我們不僅要降低創業門檻，讓企業生出來，還要避免形成僵尸企業，要扶持它們，讓它們活下來、活得好。”3月20日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工商總局研究部署進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，總理說：“我們既要有頂天立地的大企業，更要有鋪天蓋地的小企業，一方面保障就業，一方面培育更多的成長型企業。”

　　最近，無論是主政者還是普通民眾都在關注“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”。固然，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當下，通過切實推進商事制度改革，把“玻璃門”打破，將“高門檻”削平，是為增強市場活力注射一針強心劑。并且已經初見藥效——據工商總局統計，商事制度改革一年來，全國新登記企業383.23萬戶。

　　但是，在市場準入門檻進一步降低，市場活力被進一步激發的同時，還有另一組數據我們絕不能小覷——中國政法大學李曙光教授經過大量調研曾得出一個破產企業數據，全國每年約有75萬到80萬家企業退出市場。總理之所以說要讓企業“活下去”，與初創企業生存艱難的現狀不無關聯。按照既有數據，這300多萬初創企業，雖然跨過了第一個門檻，但很快迎來兩三年的艱難期。

　　一個佐證是，來自工商總局局長張茅透露的數據：我國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只有3.7年，其中，小微企業還不到3年。該如何理解這一數據?事實上，大部分初創企業自然要歸于中小或小微企業。當然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初創企業生存率都不會比成熟企業高，但中國很多企業，尤其是初創企業的確活得不太好——有統計數據顯示，歐洲、日本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為12.5年，美國競爭相對激烈，中小企業的平均壽命也達8.2年。

　　企業經營難以為繼，甚至走到破產的地步，成本問題無疑是拖垮它的最直接負擔。讓企業“活得好”，政府最插得上手的就是降低企業遭遇的制度成本。

　　當然，降低成本，并不容易。比如社保問題，坊間熱議“五險一金”企業負擔過高。“五險一金”占工資總額的40%至50%，這一比例意味著什么?如果一個工薪階層每月到手的工資(含稅)6000元，那么他的雇主，即企業要為他掏出10000元甚至12000元的真金白銀。而在發達國家，同樣這個數據要低得多，往往只有15%、17%、20%左右。降低這部分成本，要求在整個社保制度改革中，各省(市)還應該加大公共財政投入。目前社會保障支出只占我國財政支出的12%，遠低于美國、日本等發達國家30%至50%的比例，現在一些中等收入國家財政對社保的支出也有20%以上。而據中國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所發布的2014年企業負擔的數據表明，人工成本上漲已連續兩年位居企業各項負擔首位。

　　又如土地使用成本問題。有數據顯示，中國一線城市，一座建筑，土地成本能達到 70%以上，全國平均大概是50%左右。而在發達國家，企業對這部分的成本付出較低，如有的中國的廠商去澳大利亞投資，土地成本占建筑的成本比例僅為13%左右。當然，土地成本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。在制度層面，目前依然缺乏一個系統性的有利于企業降低成本的舉措。

　　降低企業制度性成本，首先就要在觀念上動大手術，自上而下，敦促相關部門樹立改革的意愿，真正優化中小企業發展環境、打造創業型社會。推進起來，不妨讓相應改革舉措以是否有利于減輕中小企業、初創企業負擔為評判標準。

　　其次，應在發展模式上動大手術，改變政府主導資源配置的發展模式，讓市場的歸市場。這其中既要深度推進反腐敗，又要扼制不作為、亂作為，防止部分行政管理人員從企業那里牟取私利，導致企業相應成本的上升。因此，需要加大政府信息公開及加大對侵害企業權利的機構和個人的查處。

　　再次，就是在制度改革上動大手術。比如在立法上，進一步完善中小企業產權保護的法律和法規。2002年我國頒布了中小企業促進法，并于2003年1月1日開始執行，但是囿于2002年對于民營經濟及中小企業的認識，這一法律大多為建議性、指導性的條款，對相關各方缺乏約束力。減少中小企業的制度性負擔，就需要修訂中小企業促進法或制定中小企業基本法，加強對中小企業的產權保護，提升中小企業的自我保護能力。又如，上述社會保障制度和土地制度，改革雖然已經提上日程，但在最近的兩會上，依然成為企業家代表最為關注的議題，顯然改革力度還遠遠不夠。

　　對于企業本身，能夠把控的往往只能是財務成本。在這一過程中，企業優勝劣汰，無可厚非，但對改革來說，就是要幫助企業解決制度成本問題，不讓企業因為不合理的制度設計失去成長的機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