廣州2017年1月26日電 /美通社/ -- 昨日，在互聯網留學平臺“留學快問”上，近百名留學服務行業從業者聯名發起了一場以“誠信、自律”為主題的行業倡議活動，倡議業內人士以承諾的方式表明從業態度，抵制各種造假、欺騙消費者的行為，反響強烈。截至發稿時為止，參與者人數還在持續增加中。
此次倡議活動的發起背景是：國務院于近日取消了對“自費出國留學中介服務機構資格”的認定。留學中介資質的取消，象征著行政手段讓位于市場機制的進步，但同時也使得留學服務行業自1999年以年來首次出現監管“真空期”。此次倡議活動的發起，是行業從業者們關于“自律”的發聲，可以理解為市場機制自覺發揮作用的一個新起點和有益嘗試，也勢必將激發起留學行業市場更多的活力。
事件回顧：國務院取消留學中介資格認定
1月21日，中國政府網公布了國務院印發《關于第三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實施行政許可事項的決定》，《決定》明確，在前兩批取消230項審批事項的基礎上，再取消39項中央指定地方實施的行政許可事項，其中就有取消留學中介資格認定的規定。
其中關于留學中介部分如下：
那么，資質審批不復存在，對行業有何影響？
源起何處
要理解中介資質取消對行業的影響，首先就要了解資質審批制度當初為何而建。
90年代，國內留學人數少，信息不發達，想要留學的人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留學中介。但部分留學中介缺乏職業精神，常把留學生忽悠到單純以牟利為目的“野雞大學”。為了監管這種事情的發生，國家出臺了留學資質審批管理辦法，核心就是交一筆保證金，作為學生利益受損時的賠款。
模式更迭
然而，資質審批制度的建立雖然解決了“野雞大學”的問題，但另一些問題卻更嚴重了 -- 忌憚于上交的保證金，部分黑心中介不敢再介紹“野雞大學”，卻在與此同時更多地把學生介紹進一些實力平平的學校，不為學生服務，只為獲得學校方的傭金。歸其原因，在于學生并不能理解這一制度的實質，反而將之誤解為“國家認證”的“招牌”，問題并未得到解決，反而有增長之勢。
對于并不合理的狀況，市場自身給出了調節 -- 新成立的留學服務公司開始專注于做咨詢而非做中介 -- 他們和學校之間沒有利益聯系，只是站在學生立場上提供咨詢。然而，獨立于學校之外的身份決定了他們并不需要申請中介所需的“資質”，這一點卻常常成為留學中介打壓留學咨詢機構的借口。
中立第三方平臺
如今，資質審批取消顯然更符合當前的行業局勢。大量的顧問以個體形式加入到行業中，品牌個人化明顯。取消資質審批與其說是“因”，不如說是行業發展的“果”。當前，資質審批的取消，無疑降低了行業準入門檻，這一利好消息將加速行業的變革，開創一片新藍海。
“新背景下的競爭模式，區別于中介時代留學中介的荒蠻生長，也不同于咨詢時代咨詢機構的忍辱負重，它更公平、更開放”，互聯網留學平臺“留學快問”的ceo鄧子飛樂見其成，“過去監管可以由行政來做，如今，顧問個人化則要求有一個新模式來實現監管，中立第三方平臺是大勢所趨。”
中立第三方的平臺模式中，留學服務監管平臺一方面將留學顧問品牌個人化，甄選優秀的顧問入駐；另一方面以第三方身份嚴格監管服務全程，為學生匹配最合適的人選、從而提供高質量服務，以此實現自我發展和行業自律。
監管與規范
機構平臺化，表面上看是方式的轉變，實質則是角色的轉變。嚴格監管，提高質量，中立第三方平臺監管的核心是完善機制，以“機制自律”取代“道德自律”，從“自律”變為“律他”，最終達到“律己”，使咨詢者成為行業規范化的較大受益者。
一紙新規，令一度手握“金牌令”的中介茫然失措，也讓渾水摸魚的從業者望而生畏。然而真正的重構，與其說從資質取消而始，不如說從更加優秀的模式而始。中立第三方平臺的優勢恰恰在于其中立的身份，諸如留學快問這樣的留學互聯網平臺，既是橋梁和紐帶，又同時作為行業現狀下較有效的監管體系存在。取消留學資質審批等促進行業良性發展舉措日益增多，由此也不難想象，中立第三方平臺也自然將成為更多留學生的選擇。
